巴山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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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2日清晨6点,一声汽笛长鸣,“巴山”号游轮缓缓驶出重庆朝天门码头,朝着长江三峡的方向驶去。航程目的地是武汉,行程6天。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赵人伟正在船上。这是一艘当年3月份刚刚下水的崭新轮船,额定载客80人,以2人标准间为主,配套有会议、休闲及健身功能,相当于三星级的宾馆,“在房间里就能洗澡呢,当时算很豪华了”,赵人伟至今记得。历时6天的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就在船上召开,后人通常把这次会议称为“巴山轮会议”。
中文名
巴山轮会议
时    间
1985年9月2日清晨6点
游    轮
“巴山”号
载    客
80人

巴山轮会议国内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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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中国经济发展走到一个关键点,何去何从,面临新的抉择。而由数十位国内外顶尖经济专家参与的巴山轮会议,给中国经济发展间接地提出了治理方向,让中国人初次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什么是中国眼前该做的事情。巴山轮会议”召开的一个背景是,1984年第四季度中国发生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消费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198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第7个年头。“从1979到80年代初那几年,中国刚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一下跳到市场经济里,要一个过程。从高层决策者到经济学界,知识背景都不够。当时学习东欧的经验较多。无非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框架里,加点市场机制到里面。这方面东欧做得最多。但是东欧并没有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到了1985年,中国人觉得光学东欧改革是不够的了,也要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经验。1985年,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一个转折点。”赵人伟这样评述巴山轮会议的背景。
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提出的还是“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到了1984年10月十二大三中全会,中共《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说法已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赵人伟解释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是当时中国的官方文件中还没直接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从这个时候起,整个经济的轨道转到市场经济上了。没这个背景,巴山轮的会没法开。”

巴山轮会议国内外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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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有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那句“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名言的讲述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阿来克·凯思克劳斯;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诺什·科尔奈;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巴伊特;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堪称是一群当时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还有一位重要的外国代表,菲律宾籍华人林重庚。他当时是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巴山轮会议,最早是林重庚和中国体改委委员廖季立开始协商筹办的,廖季立后来因病未能与会。而参加会议的外国经济学家,主要也是林重庚请的。巴山轮会议以三家单位的名义主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科院、世界银行驻京办事处。
中国嘉宾
中国方面,领衔者为年已81岁的经济学界元老薛暮桥,薛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当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安志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马洪,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童大林,体改委副主任,等等。这些都是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官员,年龄都在60岁上下。
除了官员,另一部分人是经济学家:刘国光(社科院副院长)、高尚全(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赵人伟、张卓元(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所长)、周叔莲(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可以说,当时社科院与经济有关的研究所所长都来了。”赵人伟回忆。除了刘国光外,这批学者多数当时50岁上下,正值壮年。
另有一批参加会议的“小字辈”,他们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
项怀诚,46岁,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后任财政部长,现刚从社保基金会理事长位置上退休不久;
洪虎,45岁,时任体改委秘书长,现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3副主任;
楼继伟,35岁,时任国办研究室主任,现职国务院副秘书长、财政部部长;
郭树清,29岁,当时还是社科院博士研究生,曾任建设银行董事长、证监会主席,现职山东省省长。他和楼继伟,都是“挤”进来参加的会。
“当时年轻人还没起来。而我们这批人,包括来自体改委和社科院的这两部分学者,都是1978年以后投入改革开放中的,正站在改革的前沿。”对于这批后来成为中国改革中坚的学者们,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显然已经不能解释现实问题,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寻求方向?——这不仅是学者们巨大的困惑,对于整个国家都是如此。[1] 

巴山轮会议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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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轮会议后,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巴山轮会议,对中央负责起草文件的人是有很大影响的。它既有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背景,又对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有推动作用。它的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赵人伟总结道。
加过巴山轮会议的很多人,通过那个会议改变了自己后来的人生道路,现在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就连翻译也不例外。
在那次会议上,很多人与国外的经济学家建立了很好的联系,通过他们的帮助,许多人都得以有了出国学习的机会。比如郭树清、楼继伟、田源等一批人,后来都到国外学习过。
事实上,那次会议不仅让参会的人员有机会出国学习,还推动年轻一代到西方去学习很多东西,回来后发挥了很大作用。[2]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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